贵在创新——程千帆先生谈学术论文写作
编者按
近两日与大家分享的程千帆先生治学经验谈，很受欢迎。今天继续分享程先生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一篇谈话，实际涉及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篇谈话也是由巩本栋先生整理的，原题《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后收录于《程千帆沈祖棻学记》中，题为《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文字亦稍有出入。今以《学记》为准。
▲1998年6月，程千帆先生在书桌前
巩：过去常听人谈及，某某学者一生饱览诗书，学识渊博，却惜墨如全，很少著述，身后所留文字，寥寥无几，令人惋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们也许更注重的，是自我人格的完善和修养的提高等等）。但有一点却大致相同或相近，即彼时彼地的学术研究，尚未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已越来越走向专门化和职业化，以论文、专著以及其它不同的表现形式为载体，将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记录和表达出来，也早已是十分必要和无庸置疑的了。先生一向重视学术沦文的写作，这既从一个侧而反映了先生治学之强调创新精神（论文的形式，较之专著，更便于表达个人独特的学术观点），又可见出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注重从具体作品和问题的研究出发的特点。这里，先生能不能专就论文写作的目的、怎样选题、何谓创新等问题，谈些看法，这对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尤其是初学者，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程：好的。一个人进了大学，便要作学期论文、学年论文、学位论文，以后工作中或出席学术会议，也要写作和递交论文。从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情况看，论文是人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最方便、最好的一种载体，也是科学研究最基本和最好的一种载体。为什么要写论文，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检验自己工作中已获得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你研究某一问题，目的是什么，使用了何种文献资料，为学术界提供了多少信息，只要你一动笔，人们就可以马上看出来，你对某方面的知识掌握有多少，你对某一问题把握的程度如何。所以，论文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学得的东西展现出来，检验自己学识的深度和广度。其次，论文总是要创新，通过论文的写作，可以检验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我在这里把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分开来讲，是因为一个人有时候可能很会想，想出很多事例和道理来，但最后哪一个是最好最合适的呢，这就需要选择和判断。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通过思维和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锻炼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也就是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展现你已获得的知识，检验你获得这些知识的方式方法。第三，论文写作要对科学研究作出某些贡献。你论文所得出的结论，是对科学本身有所发展呢，还是在浅层次上重复人所共知的东西，这个问题很重要，做论文是要解决新的问题，或者前人对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完善，你使它更完善了。如果你说出的东西没有新意，没有贡献，那这个论文便不是很有价值。值得强调的是，科学论文要求创新。通俗性的科普读物，有许多写得非常好，也对人民群众非常重要，但科普读物不是科学论文。我们非常尊重科普读物的作者，但不能承认他的工作是科学研究。
巩：学术论文写作的目的是创新，同时，在这种创新过程中，也不断检验着自己所掌握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检验着自己思维和判断的能力。而要创新，就意味着从一开始便应当选择好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者说力争选择那些有可能创新、出成果的课题进行研究。有时我们也会跟学生讲，作论文要选一个好题目。意思是说，按照这个题目做下去，如果方法正确的话，就会有收获。而题目选得不好，即使方法正确，也难以作出成绩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课题选择的本身，恐怕也很能检验出自己的学识和思维、判断能力。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选题呢？
程：我想应该根据以下几点。一、根据主观上的条件。就是说，凭着你所掌握的知识和方法，你可以按某一题目做下去，并取得成绩。比如我们研究天体物理学，需要有很深厚的高等数学知识做基础。如果你想研究，而数学基础却很差，那恐怕很难会有什么成就。选择什么题目，首先要看你已掌握的知识和所具备的条件，如果没有一些最起码的条件，那就困难。第二，根据客观条件。除了你自身应掌握的知识和拥有的方法外，还要看客观条件如何。如果没有一定的图书设备，没有实验室，要进行某些研究，尤其是很特殊的研究和实验，那还是不行。比如以前研究敦煌石窟发现的卷子。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卷子大部分都藏在伦敦、巴黎和北京，其它地方也有一些。如果你想研究这些卷子，而不到伦敦、巴黎等地方去，见不到实物，真正研究起来是很困难的。后来虽然有了缩微胶卷，现在台湾也出版了敦煌卷子的影印本，研究起来方便多了，但这些文献年代么远，现代摄影和印刷技术并不能绝对体现这些古代文献的原貌。所以要真正研究敦煌学，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到上述那些地方去看看。这是文科的研究，我想理科可能也是这样。第三，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和开拓。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是平地起楼台，而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往上攀登的。如果完全没有前人的开掘，没有前人的工作，也就不可能有高的起点。现在已是20世纪末，由于人类文明的长期积累，很多学科的发展已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了，假如你定要平地起楼台，不要任何文献地往前走，虽勇气可贾，却毕竟起点太低，也无此必要。
巩：先生所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意思是学术研究要尽可能地全面了解和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前人所提供的各种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选择课题，再作开拓。不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某些课题前人已研究很深，各种研究文献已积累很多，而另一些课题则相对研究较少、文献较少的情况，同时，就课题本身的文献（指文本文献）来说，也有个多寡的问题。如此又应该怎样选择呢？
程：就已有研究文献的具体情况看，文献多，则迫使我们要努力推陈出新，往深处发掘。比如你研究李白、杜甫，要写出具有新意的论文，就很困难。杜诗的注本，宋代已有很多，号称千家注杜，更不用说后代研究杜甫的大量的论文、论著了。要在此基础上创新，当然不会很容易。可见，文献多有文献多的困难。文献少，在研究上为薄弱点，或者前人完全没有提供研究的文献资料，一片空白，无可依傍，则又需要我们扎实工作，努力开创。比如你研究唐代的一位小诗人，前人没有研究过他，你不得不从其作品的辑校、注释，其生平的考证等最基本的工作做起，这种开创也很困难。重点有重点的困难，薄弱点、空白点也自有其各自的困难。所以，有时一些朋友跟我谈，说搞科学研究这个事情很难，我说是啊，不然那就不叫科学研究了，人家很容易就把问题解决了，还要你们干什么。至于如何根据研究对象本身文献资料的多寡进行选题，如前面已谈到的，那仍要看你自己的主观条件如何，看你对某方面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另外，还有某些学科，论文的选题来自社会调查。像理科要反复进行实验一样，搞社会科学则要反复作调查。例如作方言调查。我们现在有很多古代音韵学的资料已经丧失了，古代没有录音机，他们的语音如何，我们已不能完全清楚。但是，有很多古音材料，在福建闽南地区，还保存着，到了那里，就像发现了一座矿山。还有比较语言学，有些东西在汉族语言中消失了，但在藏族或其他民族语言中还保留着。这就需作必要的社会调查。总之，选题主要是根据研究者主、客观方面的具体条件，根据已有文献的具体情况进行的，题目选择恰当，就有可能作出成绩来。
巩：诚如先生所说，科学研究贵在创新。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学术研究的创新、怎样才可谓之创新呢？
程：创新，就是要在某个问题上取得前人所未有的进展。首先是前人所未涉及或未论述过的东西，你论述了，这叫创新。人类文明的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史，也已有几百年了，一般说来，很少有哪一门科学、哪一个学术领域是完全没有人涉及过的，但我们还是要努力去发现学术研究的新天地，虽然这样做很困难。十九世纪，长期生活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的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曾依据他调查所得的大量史前文化的珍贵资料，撰写了《古代社会》一书，恩格斯复又利用摩尔根提供的材料，写下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现在要像摩尔根那样，在某一方面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的珍贵材料，自然是很困难。比如，要从对海洋和原始森林的考察中，获取一些新的鱼种和陆地野生动物品种，恐怕已不那么容易，而同样，要在浩翰的宇宙星空中，凭借望远镜，去发现一些新的行星，也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去发掘，总还会发现某些前人未曾发现的鱼类和陆地野生动物的新品种以及一些小行星，每发现一个，都很珍贵。搞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也是这样，总希望发现一个别人未曾发现的新领域。费孝通先生在苏南农村搞长期性的社会调查，就是一种别人较少涉及的好的研究课题，至今仍富有典型意义。除了去开创前人完全未涉及过的领域之外，我们在研究中所遇到的更多的一种情况，还是前人已做过一些研究，但做得还不够充分，有继续补充和扩展的必要；或者是前人的解释尚不够圆满，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释。这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和重新解释，也是一种创新，而且是现在科学研究中最多的一种命题。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前人对某一问题已有涉及和论述，但其论断并不正确，需要加以修正。这同样可认为是一种创新。我们经常会看到与某某同志商榷之类的论文题目，那就往往意味着别人的论述不太圆满或不够正确，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商榷，当然是一种非常客观的、与人为善的商榷和切磋，使某一问题逐渐得到圆满解决。比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好多地方问题看似解决了，但在具体运作中又会遇到问题。这其实正是科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过程。从完善到不够完善，再到完善，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轨道上不断地把科学推向前进的。所以，我们说创新，并不一定都是别人未曾碰过的东西，自己从头搞起，除了别人完全没有研究过的东西之外，如何去完善、修正别人的研究，也叫创新，不然的话，我们所能够谓之创新的东西恐怕就太少了。
巩：先生刚才就论文写作目的、如何选题、何谓创新等问题发表的看法，其实也是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在学术研究已愈益专门化、职业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当其对上述问题已有清醒的认识，并开始进入某一课题的具体研究之时，恐怕也还应有一个可资遵循的科学的操作程序、步骤和规范间题，以有利于其研究少走弯路，真正有所创新。
程：科学研究当然应有符合科学研究的工作步骤和程序，我这里主要是指思维上、逻辑上的步骤。你一定要非常认真虚心地阅读有关你所研究的问题的各种文献，了解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解决得不好或不充分、不正确，需要补充和修正。以前我与朋友们闲谈，把这叫作“敌情观念”。科学研究是一种竞争，有个竞争对手问题。你如果没有“敌情观念”，对“敌人”的强弱不了解，对有关的文献资料不熟悉，无的放矢，往往容易吃亏。我带过一位博士生，他本来想对朱子思想及其文学创作进行研究，我也指导他读了一些书，搜集了一些材料，后来忽然发现在台湾的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已有一个八卷本的《朱子新学案》，你一个才想争取博士学位的年轻人，虽然初生之犊不畏虎，可是去同一位从事学术研究已几十年的老学者较量，那就不容易获得较好的成绩，这也是很自然的，得换题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同台湾学术界隔了几十年，有些动态不太清楚。后来这位博士生改题做往西诗派研究，出版了。书出来以后，又得知台湾的一位学者也写了一本《江西诗派研究》，找来一看，发现各作各的，没多少重复，这才放心。所以，搞学术研究，要尽可能地了解和掌握学术研究的信息和动态，否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很得意地作了一篇文章发表了，再一看，别人三年前就已经做过了，内容差不多，人们不免会问，你们谁抄了谁的呢？因为如果大家都根据材料说话，总的结论也就不会相差太远，至多是你多看了几本书，他少看了几本书，如此而已。我手头有一本美国朋友寄来的登载国际汉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目录的期刊，我带学生时经常要翻检它，怕我的学生的研究课题同他们的完全相同。如果题目类似，也一定要将别人已发表或尚未发表的论文，寻来作参考。因此，科学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掌握有关信息和文献，如果不掌握，当你最得意的时候，也许正是你失败的时候。这是第一点。第二，你要根据选题本身的特殊性质，采取适当的方法去解决它。方法论在哲学上总是与本体论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互相影响。拿搞文学的人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材料，称作文献学；另一个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叫做文艺学。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将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证清楚，尽量使它没有问题，靠得住；在艺术分析上，要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将它发掘出来，成为一般读者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这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很困难，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但一定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如果题目是偏重于文献学的题目，需要进行考证的，那就不能用艺术手段去解决，你不能用艺术学或美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一个历史考证问题，反过来也一样。
巩：先生曾撰写过一篇文章《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指出唐代诗人有时会不顾地理形势的实际，使其作品中的地名，出现互不关合的方位或过于辽远的距离的情况，这是为了更突出地表现边塞这一主题，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揭示时空的巨大背景，以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复杂记忆，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显然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采取文艺学方法而不是文献学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程：这只是我用文艺学的方法去解决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描写往往错位的一种尝试。虽然有的朋友对这一说法表示赞成，但也不能认为这是最后的结论。因为，当科学研究的结论作出以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它所具有的不稳定性。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学术的进步，许多曾经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的科学问题，又常常有新的开拓，从而形成新的结论。所以当一个结论作出以后，一方面要承认它是一个新的结论；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这个结论是不稳定的。这种辩证的认识可以使科学研究者不断地奋进，同时又能在奋进中保持谦虚，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
巩：学术研究，除了要遵守一定的思维和逻辑上的科学程序外，在具体操作上，还有哪些特别的事项要注意，其中是否也有一个科学的研究程序和规范问题。请先生再谈谈。
程：应该是这样。例如使用文献，就要遵循严格的科学程序，弄清它的版本、卷数、真伪等等。如郭沫若先生的诗集《女神》，1928年的版本就与1921年的初版不同，很多地方都改掉了，改得更进步、更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了。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曾指出这一点，他说：“郭沫若的《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的初版本和一九二八年的修改本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同志说郭沫若‘五四’时期已经是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依据的就是一九二八年的修改本。其实，在初版本中，《匪徒颂》并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歌颂（原句是对罗素、哥尔栋这两个资产阶级人物的歌颂），《巨炮之教训》也没有‘为阶级消灭而战’等字样（原句是‘为白由’、‘为人道’、‘为正义’而战）。因此，要真正考察‘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实际，我们当然只能依据《女神》的初版本。”（《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载《怎样学习语言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郭沫若先生怎么做，由他自己负责，我们无权干涉，但我们要研究郭先生，自己也得负责，得看《女神》诗集的版本是1921年的，还是1928年的，或者是解放后新出版的，如果你研究郭先生20年代的思想，那就不宜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像这种地方就需要特别注意，你所使用的是什么版本，一定要非常清楚。还有，材料本身也有个真伪问题。
巩：材料的真伪，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也会发生变化。一方面，某些原来被人们认为是真实可靠的文献，并不可靠了，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当然目前这个问题学术界还在研究讨论中，不能遽下结论；另一方面，原来被认为是伪作的一些文献，后来却被逐渐证明是可靠的材料了。如，根据近几十年考古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像《文子》、《尉缭子》、《尸子》、《鹖冠子》等这些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文献，已被证明并非伪书，甚而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也可从出土的简帛佚籍中找到源头（参李学勤先生《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应该特别注意所使用材料的真伪是非了。
程：由真而伪，由伪而真，学术研究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不断被证实、又不断地被证伪的过程。我们只有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失误，日趋完善。这是使用文献要注意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条，切忌把别人的许多小结论化为自己的大结论。这就是说，不能把人所共知的东西，改头换面地弄成自己的结论。因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它仍旧属于一种低层次的重复，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抄袭，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损失，它浪费了时间。有人曾告诉我某图书馆长的话：“我知世所谓著作：从我这馆里借十本书去，变成十一本，即是著作也。”又西人有幽默语谓：抄一本书，叫作抄袭；抄一百本书，叫作研究。这正是对那些化别人的小结论为自己的大结论之人和某些所谓学术著作的巧妙讽刺。前面着重提到，科学研究、撰写论文贵在创新，像上述这些作法，显然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的。学术界不乏弄虚作假之风，这正如同经济生活中要“打假”一样，也要“打假”。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题为《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收录于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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